在汉英翻译研究领域,正说反译(Positive-to-Negative Shift)与反说正译(Negative-to-Positive Shift)常被简单等同于 “肯定句转否定句”“否定句转肯定句”,这种认知忽略了其深层的语言适配本质。从学术视角出发,二者是基于汉英语言类型学差异与语用习惯,通过 “语义极性调整” 实现译文功能对等的核心策略,具体可界定为:
In the field of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research, Positive-to-Negative Shift and Negative-to-Positive Shift are often simplistically equated with “turning affirmative sentences into negative ones” and “turning negative sentences into affirmative ones.” This understanding overlooks the deeper essence of language adaptation. From an academic perspective, the two shifts are core strategies that achieve functional equivalence in translation through “semantic polarity adjustment,” based on the typological differences and pragmatic habits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They can be specifically defined as:
反说正译:指原文采用否定式表达(含显性否定词 “not”“never”“fail”,或隐性否定结构如 “hardly”“scarcely”),译文为传递直接语义、优化情感色彩或适配目标语(英语)句法规则,转为肯定式表达(含显性肯定词汇 “will”“can”,或隐性肯定逻辑如 “soon”“clear”)的翻译行为。
需明确的是,二者的核心并非 “形式上的极性转换”,而是 “语义上的等效传递”—— 当原文的肯定 / 否定形式在目标语中出现 “语义模糊”“修辞弱化” 或 “语用违和” 时,通过极性调整实现 “深层语义与目标语表达习惯的双重契合”,这与奈达 “功能对等” 理论中 “动态对等优于形式对等” 的核心主张高度一致。

正说反译与反说正译的存在,并非主观选择的翻译技巧,而是由汉英两种语言在认知逻辑、句法结构与语用习惯上的核心差异决定的,这些差异构成了策略应用的 “客观前提”。
汉语倾向于 “从反面界定边界”,通过否定形式明确语义范围,如 “不迟到”“未完成” 比 “准时到”“待完成” 更具强调性;英语则倾向于 “从正面描述状态”,通过肯定形式传递直接信息,如 “exact fare”“still in bed” 习惯用肯定式锁定核心语义,而非通过否定界定。这种认知差异导致:
英语否定成分(如 “not”“never”)需依附于谓语动词,且受 “主谓宾”(SVO)框架约束,否定范围相对固定;汉语否定成分(如 “不”“没”)可灵活修饰动词、名词、形容词,且不受严格句法框架限制,否定范围可随语境调整。这种结构差异导致:
汉语常用否定形式表达 “委婉、客气或强调”,如 “不便久留”“难免出错”,比肯定式 “需尽快离开”“可能出错” 更符合社交语境;英语常用肯定形式传递 “直接、积极或坚定”,如 “I won't keep you waiting long” 若直译为 “我不会让你等太久”,虽语义正确,但转为肯定式 “我一会儿就回来”,更契合英语 “以行动承诺传递善意” 的语用习惯。这种差异决定了:正说反译与反说正译是实现 “语义与情感双重等效” 的必要手段,而非单纯的形式调整。

正说反译与反说正译的应用,需围绕 “语义明确、修辞强化、语用适配” 三大核心功能展开,三者共同构成策略应用的 “价值判断标准”—— 脱离任一维度的极性转换,均可能导致 “形式转换而语义失准” 的翻译失误。
当原文的肯定 / 否定形式在目标语中存在 “多义解读” 或 “语义留白” 时,通过极性转换可锁定核心语义。
当原文的肯定 / 否定形式在目标语中显得 “平淡直白” 时,通过极性转换可增强修辞效果,传递情感色彩或具象感。
当原文的肯定 / 否定形式与目标语的 “语用场景” 或 “表达逻辑” 冲突时,通过极性转换可让译文更自然,符合目标语使用者的语言认知。

正说反译与反说正译的应用并非 “一刀切”,需结合具体语境(文本类型、社交场景、情感色彩)建立标准化实践路径,避免 “为转换而转换” 的机械操作。
在翻译初期,需从 “语义、修辞、语用” 三个维度识别是否存在 “转换需求”,常见触发点包括:
例如翻译英语句子 “A seaman knows that the sea is all-powerful...” 时,先分析语境:文本为散文类,需传递 “大海的强大与不可对抗”,“all-powerful”(肯定式)直译为 “最强大的”,在汉语中语义肤浅,缺乏修辞张力,存在 “修辞维度的转换触发点”,因此需考虑正说反译。
根据触发点的维度,判断需采用 “正说反译” 还是 “反说正译”,核心是 “以目标语功能需求为导向”:
例如翻译汉语 “我认为她不对” 时,触发点为 “汉语否定句→英语句法冗余”(不符合否定转移规则),因此采用反说正译,将 “认为不对” 转为 “I don’t think... correct”。
在确定转换方向后,需选择合适的 “否定 / 肯定词汇” 或 “句法结构”,确保语义不偏离原文,同时契合目标语习惯:
例如翻译英语 “Mine! Mine! They would shout at the pretty rainbows that are seeming never very far away” 时,“never very far away”(否定式)触发 “修辞抽象”,采用反说正译,将 “不远” 转为 “伸手可及”,既保留 “距离近” 的语义,又通过具象动作提升文采,符合汉语散文的表达习惯。

正说反译与反说正译虽为重要翻译策略,但并非 “放之四海而皆准”,需警惕 “过度转换” 或 “不当转换” 导致的语义失真,核心注意事项包括:
极性转换的前提是 “语义等效”,若原文的肯定 / 否定形式直接传递核心语义,且在目标语中无歧义、无违和,则无需转换。例如英语 “He is a good student” 直译为 “他是个好学生”,汉语肯定式完全契合语义与语用,若强行转为正说反译的 “他不是个坏学生”,则会弱化 “好” 的正面语义,导致语义偏差。
在科技、法律等 “语义精准优先” 的文本中,需谨慎使用极性转换 —— 科技文本中的 “must be completed”(肯定式)直译为 “必须完成”,比转为否定式 “不可不完成” 更简洁准确;法律文本中的 “shall not be liable”(否定式)直译为 “不承担责任”,比转为肯定式 “无需承担责任” 更具法律严肃性。而在文学、日常交际等 “修辞与语用优先” 的文本中,可更灵活应用转换策略。
汉英文化对 “否定表达” 的接受度不同:汉语中 “委婉否定”(如 “不便打扰”)更显客气,英语中 “直接肯定”(如 “I’m busy now”)更显真诚。若将汉语 “不便打扰” 直译为 “I won’t disturb you”(否定式),虽语义正确,但不符合英语 “直接说明原因” 的文化习惯,需转为反说正译的 “I’m busy now, so I can’t stay long”,通过肯定 “忙碌” 的状态,既传递语义,又契合英语文化的直接性。
正说反译与反说正译,本质是汉英翻译中 “形式服从功能” 的具体体现 —— 它们并非孤立的技巧,而是基于语言差异、服务语义传递、契合语用习惯的 “动态调整策略”。对于译者而言,掌握二者需兼具 “对比语言学视野” 与 “语境敏感度”:既要理解汉英在认知、句法、语用层面的核心差异,又要结合具体文本类型、社交场景、情感色彩判断是否转换、如何转换。
唯有如此,才能避免 “机械直译” 的生硬,实现 “语义准确、修辞恰当、语用自然” 的翻译效果,让译文真正成为跨语言、跨文化沟通的桥梁 —— 这既是正说反译与反说正译的核心价值,也是 “功能对等” 理论在翻译实践中的生动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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